即是说，我们所建构的公众诉求表达机制与公众的利益保护是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对王权的限制日益规范化，和平的方式取代了暴力的手段。它分为前后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首先是在中世纪君主制的母体中，通过日积月累逐步生成一定规模的宪政传统，然后通过一次宪政革命，建立起成熟稳固的现代宪政制度。

在英国，任何新的宪法规范和宪法制度都必须在已有法律与习惯的基础上衍生出来，常见的情形是，在尊重旧法与习惯的前提下给它们注入新的内容，让古老的法律与习惯在新的时代下具备全新的含义。学界以往认为古代中国纯为一专制独裁社会，无人权无法治无权力制约，因而传统文化完全与近现代宪政相悖，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君主立宪制的实质是国王权力受限制，而国王权力受到限制是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就存在的一项传统。尽管如此，在人类宪法发展过程中，宪法进化这种较为理想的宪法发展形态还是存在的：它存在于近代宪法的发源地——英国。[8] 周永坤：《中国古代类法治文化及其现代意义》，载于《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十四卷第二期。

17世纪皮姆等人不可能预测到在他们手里被反复使用的议会弹劾权竟然会在18世纪以后逐渐衰落。整个过程恰似一个有机生命的孕生工程，先是‘十月怀胎，后是‘一朝分娩。在《基本法》所确立的权力架构内，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各自享有权力，这些权力往往通过立法的方式行使。

然而，在行使权力、进行治理的过程中，特别行政区政府是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行使主体。合法性意味着公民内心的认同。中央政府此处的中央政府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因此，特别行政区制度是特别行政区治理的制度基础。

因此，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中央政府通过何种政治过程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根据欧盟治理的经验，有学者将治理概括为三个面向：其一是治理可被视为公私主体有意识地参与社会关系和社会冲突管理的进程和状态，是国家适应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实证表现。

为了顺应管理和发展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管辖、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设在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在这种情况下，内地的支撑作用对于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重要的改革方法论之一，仍然值得重视学习和积极运用。多年来笔者在教学研究过程中，在对基层法制实务的考察过程中，在与媒体朋友互动中，在同国外学者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诸多宪法难题，深感有必要作出坦诚认真、具有说服力的简明回答。

笔者认为，修宪之后至少还需要作出以下三方面的努力： ﹙一﹚增强宪法观念 我国现行宪法已确立了宪法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最权威的地位，明文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序言第十三自然段﹚。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全面修改宪法，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委员、宋庆龄和彭真为副主任委员、由103 名委员组成的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宪法修改工作。不过在实际上，决定草稿构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以后还是在形势所迫下陆续、分散地推出了一些，例如改变实际存在的终身制，重大决策的政治协商制度，重大责任事故追究制度，现代公务员制度，领导干部任期审计制，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行政补偿等多种民告官制度，以及后来分步推出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尽管这些制度创新力度和运行成效远不尽如人意并且一再出现倒退﹚，这就使得政治、行政、文化、法制的民主性有所增强，与民主品格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调整要求有所呼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张力和距离有所调控，从而保证了经济改革和发展成效得以持续显现。4. 1982年宪法还设置特别条款确立了特别行政区制度。

现实生活中人们反复追问的关于宪法权威、宪法生命和宪法发展的若干尖锐问题，应当坦诚认真地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才能在宪法实践中充满自信地不断推动法治进步。后一种如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前后4 次共通过31 条宪法修正案﹙分别为2 条、9 条、6 条、14 条﹚对宪法进行的部分修改。

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因此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民营企业管理者队伍的素质亟待提升，便于从传统家族企业管理方式改造升级为现代公司治理机构的当下，如果负有新的行政职责的地方政府不去做组织民营企业老总培训的事，算不算是在落实关于非公经济的国家政策方面的违宪、违法、失职呢？难道政府仅限于送国有企业老总进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培训，甚至花巨资送他们到国外去洋插队﹙但也未必提升了经营管理素质、带来了国企发展的效益﹚？ 在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可谓第一纳税大户，地方政府在财政开支中的职工教育培训经费这块蛋糕上切下一小块用于提高民企管理者素质，作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种行政服务、行政资助、行政奖励，为何不可以呢？首先，这本身就应当视为非公有制经济作出巨大社会贡献后获得的评价和回报。

这些正确方针和重要政策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拓发展、依法治理的伟大成果和经验总结，都通过修正案上升为国家意志，加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这种行为那时放在甘肃、青海等西部省区，也许答案会不一样，但在浙江就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当地、当下存在这种紧迫需求。例如，许多情况下还可通过宪法解释来达到与宪法修改基本相同的目标，也可让宪法规范适应社会现实，影响社会现实。虽然人们平时常见交通违章现象，但拿起相机要抓拍却不容易，于是个别人想出谋取不义之财的歪点子﹙例如伪造、合成违章照片，或在道路狭窄地段放置石块等方法造成行车不便﹚，通过制造交通违章来创收，这种做法被曝光后引起很大争议，但这毕竟是另一种违法行为和法律关系。结合我国现行宪法制度和现实国情，为保证上述修宪程序目的特别是目的之二的实现，现阶段应注重现代信息技术平台来建立健全制度化的修宪建议征集渠道、对修宪建议和修宪案草案的意见反馈渠道，以及保证充分的修宪酝酿和讨论时间等。传统上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生存竞争只是企业自身的问题，政府不用管。

﹙三﹚我国宪法是否修改得太频繁，修宪频率、方式和内容是否科学合理 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确定了基本框架，因而不应当、也不需要频繁修改变动。又如，2013年3月1日起施行的《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专门建构了体现参与行政、合作行政的共同治理理念的具体制度，例如公众代表不低于50% 的城市治理委员会，基层社区的公众参与制度等等，都体现了行政民主四性﹙广泛参与性、两造互动性、平等协商性、自由选择性﹚，加之随后出台的《南京市城市治理委员会章程》等6 个配套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操作办法，基本能够依法保证参与行政、合作行政、共同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运行，其探索努力值得关注。

也需要择机打出组合拳，突破性地解决关键难题、显示综合效果。[8] 例如，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首次重要公开讲话中，也即在2012 年12 月4 日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

民企老总们有管理经验，也有局限性，有时候就差捅破一层窗户纸。这次修宪还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任务写进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以表明中国坚决走现代市场经济道路、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坚强决心。

当今大多数实行法治的国家也是这样做的。特别是31条修正案集中回应了我国经济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发展的深切呼唤，宣导了摒弃集权、打破垄断、放松规制、约束权力、崇尚民主、追求自由、注重平等、尊重人权、保护权利、鼓励公开等价值追求，具有非常丰富的法治内涵，直观地描述了推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梦想。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各国都在追求宪法制度的良善建构和运行。

2000名交警加上2000名协管员，共4000人管交通，管200多万辆汽车，加上生病、休假、脱产学习进修等因素，实际可到执法现场的人数更少。甚至一些早年毕业后在经济管理、行政执法、各类法制部门工作的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如果没有与时俱进地学习新理论、知晓新变化，对此也会犯糊涂，不知不觉就成为新形势下改革创新和法治发展的阻力。

[2] 职业拍违族与广州市公安机关签订了《拍摄交通违章承诺书》，承诺遵守法律规定，确保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为什么？有人说，政府怎能做这样的事呢？政府工作主要是创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至于这些老板，他们自己投资办企业赚钱，政府怎么还要费心组织他们培训，增强他们的竞争力呢？是要让民企变得更强大，与国企竞争，打败国企吗？这是其一，认为组织民营企业家培训不是政府的职能、职责。

三是在条件成熟时在全国人大设立地位高、权力大、影响大且具有违宪裁判功能的宪法监督委员会﹙例如部分委员可由前任的总理级高官、权威的法学专家和法律专家、资深的人大常委和人民代表担任﹚，更有效地行使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施宪的职权，这与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但不相冲突，且能助推其发展。较广义的现行宪法是指现行有效的宪法典和修正案。

这或许就是我国得以保持长期的快速经济成长、社会有机体得以顽强支撑尚未崩溃的一个关键奥秘。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在2004年11 月作出终审判决，否定了广州市公安局的做法，认为由市民拍摄的交通违章照片不能作为处罚证据线索，作为公安机关行政处罚权组成部分的调查取证权不能委托其他公民行使。显然时至今日，在政经张力越来越大、社会忍受力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再靠零敲碎打、仓促被动地个别推出政治、行政、社会、法制的改革举措勉强应对的做法可能难以为继，实践呼唤着尽快推出科学的顶层设计的系统配套改革，通过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创新走出新的发展道路。但是，它也需要通过必要的修改调整，与时俱进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当代中国。

但调查发现，在浙江，民营企业家近80%是农民出身，70% 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人称草根浙商，如何提高民营企业家的总体素质，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政策考虑。其实这样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

这些老板们学习提高后自己受益，而且都是千万、亿万富翁，那样有钱，为什么还要把纳税人的钱大把地投到他们身上，而不把这些钱投放到贫困者、残疾人、下岗职工等亟待扶持群体的身上？这不是政府向富人谄媚、讨好的典型吗？为什么政府喜好锦上添花却不愿雪中送炭呢？ 恰好那时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我被邀请参加，我就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发言说：对于民企老总上清华这件事情不能如此简单地看，应当从浙江当地的实际需要具体地看，我赞同浙江的做法。因此，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对宪法中已严重不适应社会现实发展要求之处，客观上要求及时加以修改和补充。

那一个时期，打开电视看日本的新闻，几乎天天有企业员工下岗的报道：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工作十年以上，三十多岁，可谓年富力强经验多，也纷纷下岗，抱个纸盒就回家，还不好意思跟老婆说下岗了，期盼企业复元之后可以重新优先回到企业去。记得不久前去世的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曾在20 多年前发表的一篇短文中提出：中国的改革要得分进寸，得寸进尺，得尺进丈，也就是要循序渐进。